一、不要随意的做出预言和定论

很多营销号和所谓的经济学家经常喜欢渲染一个或者多个时间节点，来营造一种史诗感来彰显自己的专业，提纯粉丝和造神，通常这种我看到一个屏蔽一个，实在是污染互联网。

归根结底，经济学和其他所有的社会科学一样都是一种归纳性的学问，舆论场上很多人却总喜欢把经济学/金融学当成是什么有前瞻性的预言类学问，实在是荒谬至极。它都预言了，还能叫科学吗？

实际上经济学家看不懂才是常态，大家都是在对过往知识数据的归纳基础上尽力拟合出现实世界未来的走向，这只是未来无限可能性中的其中一条。

偏偏又有许多所谓的经济学学者会迎合媒体的要求，发表一些毫无根据的预言和判断，才强化了这种偏见。于是好好的一门归纳总结的正经社会学科，被整成了神神叨叨的命理学了。

对于我自己来讲，我极其的厌恶所谓的神棍式“预言”，我们没办法准确的预知世界的走向，只能不断地逼近去拟合，就好像是我们永远没办法知道圆周率准确是多少，但我们可以不断的求圆周率的后小数位一直逼近到极限。

但是他妈的现实世界太复杂变量太多了，混沌模型导致我们只能懵懵懂懂的揣测大致的走向，更具体的拟合谁都不好说

二、从赌王之子看努力的回报预期

星竞威武集团于 2024 年 7 月 26 日在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正式敲钟上市，成为“中国电竞第一股”。其董事长兼联席 CEO 为何猷君，何猷君出生于 1995 年，被纳斯达克副主席称为“亚洲最年轻的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创始人”。

当然，我在这里不是想继续复读鸡汤或者嘲讽人家是赌王之子的，而是想探讨一下不同人群的激励机制和“回报预期”。

我们经常能听到各种富二代的励志故事，例如xx凌晨还泡在哈佛图书馆……是否有可能，对于他们来讲成功的路径是相对清晰的，回报也是相对可以被测定且有人替他们兜底？

我们都知道权威来源于认可，权力来源于信息。这种贵族阶层可以掌握更高质量的信息，因此在投资决策中自然相较于普通人居于优势地位，所以他们努力奋斗的回报预期也相对明朗——毕竟从小就受到的商业教育会告诉他这样做大概率会赚钱，哪怕亏了家里人也可以兜底。而更为底层的普通人则没有这个教育环境和信息，他们的回报预期就更可能是“考上这所大学未来就xx”，自然没办法做出更长远的规划。

我想了想还是不能这么讲，毕竟世界上多的是混吃混喝等死的富二代和鱼跃龙门的普通人，只能作为一种参考观点。

三、奥弗顿窗口

奥弗顿窗口（Overton Window）是一个政治学概念，由美国政策分析师约瑟夫·P·奥弗顿（Joseph P. Overton）提出。大意是在特定的时间段内存在一个公众能够接受的政治思想、政策提议或社会变革的范围窗口。在这个窗口内的观点被视为主流或至少是可以讨论的，而窗口外的观点则被认为是极端的、非主流的，很难在公共讨论或政治议程中获得认真考虑。

奥弗顿窗口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可以随着时间、政治环境的变化、舆论领袖的言论、媒体的报道以及突发事件等因素逐渐移动。当公众对某个议题的态度发生变化时，原本被视为极端的观点可能逐渐被接纳，进入可接受的讨论范围，反之亦然。

简单来说，奥弗顿窗口定义了公众认知中“可接受”的政治观念谱，从极为自由到极为保守

最近的例子就是前几年经济形势还好，那么左派lgbt的相关议题政策就比较多；但疫情后世界经济进入困境，大家集体右转，保守势力重新掌权，那么这个阶段就可以被视为左翼议题窗口期已经过去。

四、为死亡定价

经济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或许是一个真实的抽象，但终究是一个抽象，是一系列思想、概念和统计数据的集合，它们通常聚合了真实的人和事物，以及实际的生产和再生产网络。

我经常感叹道资本主义好就好在它可以为万物“定价”，一切都是可以被量化定价去衡量的——当然也包括生命。社会统计数据告诉我们全世界包括富裕国家在内，因忽视和缺乏治疗而死亡的人数以百万计，而许多现代官僚机构在分配资源时，也会习惯性地权衡生命与死亡的概率和成本。世界各地每天都有工人为了替雇主节省开支而置身于致命风险之中。当我们评估药物开发、工作场所安全措施的成本，分配医院床位，或衡量污染减排的价值时，我们实际上是在为生命的价值定价。

是的，虽然我们很可能会直接回避“为生命定价”，但是我们庞大的生产结构不会自己骗自己，将出生和死亡纳入经济计算是不可避免的。

尽管对特定人类生命的价值进行评估是不可能的，但经济学家已经发展出评估‘统计生命’价值的技术；即衡量人们为了降低死亡或疾病风险愿意付出多少。

在美国，定期调查发现，工人愿意接受约 1,000 美元的减薪，以将工作场所的死亡概率降低万分之一。根据经济学家的逻辑，这意味着在一个拥有 10,000 名员工的大公司中，员工们愿意支付 1,000 万美元来挽救一条生命。这就是所谓的统计生命价值（VSL）的由来。1,000 万美元的数值被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美国环境保护署和美国交通部所接受。世界银行在其成本效益分析中使用 380 万美元的 VSL。OECD则对欧洲人应用 360 万美元的VSL。在中国，我跳大神地认为VSL应该在300-700万（rmb）左右。

注意，VSL存在极大的局限性，它并非任何人在拥有无限预算时愿意支付以挽救生命的金额，也不是我们实际从有限资源中支付的数额。它是一种从低成本选择中推导出的集体衡量标准。由于缺乏更好的替代方案，VSL 估算仍被使用，其优点在于简单且平等。

言论

• 谁能掌握过去的定义权，谁就能掌握现在的解释权，谁就能对未来施加影响。
• 团结，是需要代价的
• 我们之所以强大，并不是因为在现有规则下不存在阴影，而是我们永远不能让阴影行走于阳光之下
• 自上而下的能力非标且难以复制，被认为是资管行业的稀缺资源，其背后常常是经年累月的经验以及不断的自我否定。沉迷于赛道之中会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变化变得迟钝，那不妨站得更高一些。可以在自己的投资框架中引入越来越多的宏观因子和慢变量，逐渐形成重行业选择的投资风格。
• 政治的艺术在于妥协，妥协的基础在于互相威胁。成功的政策背后是成功的协商和妥协，而不是机械的命令与执行。所以理解利益冲突，理解协调和解决机制，是理解政策的基础。
• 巴黎真的不愧是巴黎。哪怕它扒手遍地，河流大肠杆菌超标，小巷深处藏着住街的带狗猛男，桥洞中人才济济土方凶猛，但永远有一个如梦如幻的倩影潜伏在所有人的心中，能在恰当的时候给所有的瑕疵及时带上滤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