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期我们简单介绍了下美联储的基本结构和目标,本期来梳理美联储的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和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美联储作为美国的中央银行,肩负着国会赋予的双重使命:促进最大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还致力于维持适度的长利率水平。为了实现这些宏观经济目标,美联储会运用一系列货币政策工具来影响经济中的信贷成本和可获得性,进而调控总需求、就业与通货膨胀。
传统上,这些工具主要围绕着调控银行体系内的准备金数量和联邦基金利率(Federal Funds Rate)——即存款机构之间相互借贷准备金余额(主要是在美联储持有的余额)的隔夜利率。本章将详细阐述美联储在实践中长期依赖的三大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公开市场操作(Open Market Operations, OMOs)、贴现窗口贷款(Discount Window Lending)与法定存款准备金要求(Reserve Requirements)。虽然金融环境和美联储的操作框架已随时间演变,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但理解这些常规工具的机制对于把握美联储政策的基石及其后续演进至关重要。
NOTE如未说明,本文中所有的图像都是4o画的
一、美联储常规货币政策工具
基础概念:联邦基金利率 (The Federal Funds Rate)
联邦基金利率是理解美联储常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核心基石。它是美国存款机构(如商业银行、储蓄机构、信用合作社等)之间相互借贷其在美联储持有的准备金余额(Reserve Balances)的隔夜、无担保利率。
联邦基金市场是一个银行间市场。每天,由于客户提款、存款、贷款发放、证券交易以及清算支付等活动,各家银行在美联储的准备金账户余额会发生变动。一些银行可能发现其准备金余额低于法定要求(在历史上要求存在时)或低于其自身流动性管理的期望水平,而另一些银行则可能持有超出需求的超额准备金。联邦基金市场允许持有过剩准备金的银行将其借给需要补充准备金的银行,通常借款期限为隔夜。联邦基金利率本质上是一个市场利率,由准备金的供求关系决定。当准备金供应相对稀缺时,借入成本上升,利率趋于上行;当准备金供应充足时,借入成本下降,利率趋于下行。
尽管联邦基金利率由市场决定,但美联储通过其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是公开市场操作)来影响准备金的整体供应量,从而将其引导至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设定的目标水平或目标区间。FOMC会定期宣布其政策决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这个目标利率是美联储向公众和市场传达其货币政策立场的主要信号。
形象一点说就是大家签了一个协议,谁家碰到困难大家凑一块接济下,别干出来挤兑风险了
为什么这个指标非常重要呢?
因为联邦基金利率是美国货币市场利率体系的基础利率。它的变动会迅速传导至其他短期利率,如欧洲美元利率、短期国库券利率、商业票据利率、回购利率等。进而,这些短期利率的变化会影响到长期利率(如抵押贷款利率、公司债券利率)、银行贷款利率、汇率以及资产价格。通过这一系列传导途径,联邦基金利率的调整最终影响到更广泛的经济活动,包括企业的投资决策、家庭的消费支出,从而作用于就业和通货膨胀,实现美联储的政策目标。
市场上实际成交的联邦基金利率并非单一数值,而是一个有利率分布的交易集合。美联储通常关注并公布有效联邦基金利率(EFFR),这是根据联邦基金市场实际隔夜交易计算出的成交量加权中位数利率。美联储货币政策操作的目标,尤其是在传统框架下,就是使EFFR尽可能接近FOMC设定的目标利率。
因此,对联邦基金利率的定义、决定机制及其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核心地位的理解,是深入探讨后续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如何运作的前提。
1.公开市场操作(Open Market Operations, OMOs)
历史上,公开市场操作是美联储最常用、最灵活且最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由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FOMC)负责决策和指导。其核心在于通过在公开市场上买卖美国政府证券(主要是国库券、国库票据和国库债券)来调整银行体系的准备金总量,从而影响联邦基金利率。在传统的“稀缺准备金”(Scarce Reserves)操作框架下,公开市场操作是精确调控联邦基金利率至目标水平的关键。通过频繁、小规模的调整准备金供应,美联储能够有效地引导市场利率。
原理机制
扩张性操作(购买证券):当美联储希望降低联邦基金利率或增加货币供应量时,它会从一级交易商(Primary Dealers)手中购买政府证券。美联储通过贷记这些交易商在美联储的账户(或其结算银行的账户)来支付购买款项。这直接增加了银行体系的总准备金水平。准备金供应增加,使得银行更容易满足其准备金要求或进行隔夜拆借,从而倾向于降低联邦基金利率。较低的联邦基金利率会通过金融市场传导至其他短期利率,并可能影响长期利率、汇率以及更广泛的信贷条件,刺激投资和消费。
紧缩性操作(出售证券):相反,当美联储希望提高联邦基金利率或减少货币供应量时,它会向一级交易商出售政府证券。交易商支付购买款项,导致其在美联储的账户余额减少,从而减少了银行体系的总准备金。准备金供应减少,使得银行间借贷成本上升,推动联邦基金利率上行。这会相应收紧信贷条件,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胀压力。
操作类型
永久性公开市场操作(Permanent OMOs): 指直接买入或卖出证券,旨在长期性地改变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和银行准备金水平,以适应经济增长对货币基础的结构性需求或实现长期的政策目标。
临时性公开市场操作(Temporary OMOs): 主要通过回购协议(Repurchase Agreements, Repos)和逆回购协议(Reverse Repurchase Agreements, Reverse Repos)进行。回购协议指的是美联储购买证券,并约定在未来特定日期将证券卖回给交易对手。这暂时性地向银行体系注入准备金和流动性。逆回购协议指的是 美联储出售证券,并约定在未来特定日期回购该证券,这暂时性地从银行体系抽离准备金和流动性。
临时性操作主要用于应对准备金市场的短期波动,平滑联邦基金利率,确保其保持在FOMC设定的目标区间内。
2.贴现窗口与贴现率 (The Discount Window and the Discount Rate)
贴现窗口是美联储向符合条件的存款机构提供贷款的机制。这些贷款通常是隔夜的,旨在满足机构短期的流动性需求,或在面临财务压力时提供紧急资金支持。美联储对这些贷款收取的利率被称为贴现率(Discount Rate),由各联邦储备银行的董事会提议,并经联邦储备理事会(Board of Governors)批准设定。
机制原理
贴现窗口工具为银行提供了一个额外的流动性来源,当银行无法在市场上以合理成本获得所需资金时(例如,联邦基金市场利率异常高企或市场流动性紧张),可以向美联储申请贴现贷款。在传统操作框架下,贴现率通常设定在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之上。这构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利率“上限”**或惩罚性利率。银行通常倾向于首先在联邦基金市场上借款,只有在无法获得市场融资或成本过高时才会求助于贴现窗口。这种设计有助于稳定联邦基金利率,防止其因暂时的准备金短缺而过度飙升。
作为常规工具之一, 贴现率的调整有时也被用作一种政策信号,表明美联储对经济状况和未来政策走向的看法,尽管其信号作用通常不如公开市场操作或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的调整那么直接和明确。
贷款类型
- 一级信贷(Primary Credit): 提供给财务状况良好的存款机构,通常是隔夜贷款,利率(即一级信贷利率)是主要的贴现率。借款机构只需证明其财务稳健,无需解释借款原因,从而减少了使用贴现窗口的“污名效应”(Stigma)。
- 二级信贷(Secondary Credit): 提供给那些不符合一级信贷条件的存款机构,利率通常设定在一级信贷利率之上,带有更严格的监管审查。
- 季节性信贷(Seasonal Credit): 提供给那些存款和贷款具有明显季节性波动的小型存款机构,帮助它们应对可预测的资金流出高峰。
尽管贴现窗口是重要的安全阀,但在常规时期,其使用量相对较小。银行倾向于避免使用,部分原因是担心市场可能将其解读为财务困境的信号(即“污名效应”)。然而,在金融压力时期,贴现窗口作为最后贷款人(Lender of Last Resort)的角色至关重要。
3.法定存款准备金要求 (Reserve Requirements)
法定存款准备金要求是指美联储规定存款机构必须将其吸收的部分存款(主要是交易账户存款,如支票账户)以准备金的形式持有,不能用于放贷或投资。这些准备金可以库存现金(Vault Cash)或在联邦储备银行的存款形式存在。
机制原理(传统理论)
理论上,通过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Required Reserve Ratio),美联储可以影响货币乘数的大小。较高的准备金率意味着银行需要持有更多存款作为准备金,可用于放贷的资金减少,从而限制了信贷扩张和货币创造能力。反之,降低准备金率则能释放更多资金用于放贷,刺激信贷增长。法定准备金要求为银行体系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准备金需求基数,这在“稀缺准备金”框架下有助于美联储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更有效地管理准备金供应,以稳定联邦基金利率。
工具局限性与演变
历史上,法定存款准备金曾经是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作为主动管理工具的地位逐渐下降,原因有三:
- 工具的钝化性: 调整准备金率对银行体系的影响巨大且直接,难以进行精细微调,频繁调整会干扰银行的流动性管理和经营规划。
- 金融创新规避: 金融创新使得银行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如表外业务、批发融资)规避准备金要求对信贷扩张的限制。
- 对特定银行的负担: 对于准备金管理能力较弱或面临存款流失的银行而言,准备金要求可能构成沉重负担。
鉴于上述原因,美联储越来越少动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作为积极的政策工具,更倾向于将其保持稳定。随着美联储在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后遗症的过程中实施了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量化宽松),银行体系积累了远超法定要求的巨额准备金,进入了所谓的“充足准备金”(Ample Reserves)操作框架。在此框架下,准备金供应极为充裕,联邦基金利率主要通过管理利率(如准备金余额利率IOER/IORB,以及隔夜逆回购工具ON RRP的利率)来控制,而非通过微调准备金供应量。在这种环境下,法定存款准备金要求对货币控制的实际作用已微乎其微。
最终,在2020年3月,为了进一步简化操作框架并支持信贷流向家庭和企业,美联储宣布将所有存款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降至零。
这一决定标志着法定存款准备金作为一项积极或被动约束工具在美国货币政策实践中的终结。
总结
公开市场操作、贴现窗口贷款和法定存款准备金要求构成了美联储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箱的核心。其中,公开市场操作长期以来是实施货币政策、调控联邦基金利率的主要手段。贴现窗口则扮演着流动性安全阀和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法定存款准备金要求虽然在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其钝化性和金融创新的影响,其作为主动政策工具的地位早已式微,并最终在向充足准备金框架的过渡中被废除。理解这三大常规工具的功能与局限性,是分析美联储如何在不同经济环境下(包括危机时期)运用更广泛、更创新的政策手段(即非常规货币政策,将在后续章节讨论)来履行其法定职责的基础。
二、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
在第一章中,我们探讨了美联储传统上依赖的常规货币政策工具,这些工具主要通过影响联邦基金利率来调控经济。然而,自21世纪初以来,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GFC)及其后续影响,以及2020年COVID-19大流行的冲击,迫使美联储在常规政策空间受限(尤其是联邦基金利率触及或接近其“有效下限” Effective Lower Bound, ELB)的情况下,探索并大规模部署了一系列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y Tools)。这些工具旨在绕过传统利率渠道的限制,直接影响更广泛的金融条件、提供流动性支持、修复市场功能,并管理公众预期,以继续履行其稳定物价和促进最大就业的双重使命。
本章将重点阐述美联储采用的主要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包括大规模资产购买(量化宽松)、前瞻性指引、以及旨在稳定特定金融市场的紧急流动性和信贷工具。同时,我们也将讨论这些工具如何改变了美联储的操作框架,特别是向“充足准备金”(Ample Reserves)体系的过渡及其管理工具。
1.大规模资产购买(Large-Scale Asset Purchases, LSAPs)/ 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 QE)
当短期政策利率降至有效下限后,大规模资产购买(通常被称为量化宽松,QE)成为美联储最重要的非常规工具之一。与旨在精确调控联邦基金利率的常规公开市场操作不同,LSAPs的目标是直接压低长期利率、放宽整体金融条件,并有时支持特定市场的流动性和功能。
为了面对20年因冠病疫情开始的潜在金融风险, 美联储大量购买长期国债(Treasuries)和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Agency 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 MBS),从私人投资者(如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等)的投资组合中移除了这些“久期风险”(Duration Risk)或“提前偿付风险”(Prepayment Risk)资产。为了重新平衡其投资组合,这些投资者会寻求购买其他风险和久期特征相似的资产(如公司债券、其他长期证券)。这种需求的增加会推高这些替代资产的价格,从而压低其收益率。最终效果是降低了私人部门的长期借贷成本。购买MBS还特别旨在降低抵押贷款利率,支持房地产市场。
除开政策工具传导带来的风险压缩,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本身也传递了一个强烈的政策信号,表明美联储致力于在较长时期内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立场。这种承诺有助于锚定市场对未来短期利率路径的预期,从而压低长期利率(因为长期利率部分反映了对未来短期利率的预期)。在市场极端承压时(如2008年底的MBS市场或2020年初的国债市场),美联储的购买可以提供关键的流动性,充当“最后做市商”,恢复市场信心和交易活动,防止金融状况的螺旋式恶化。
美联储在GFC后实施了多轮QE(QE1, QE2, QE3),购买了数万亿美元的国债和MBS。在COVID-19冲击后,美联储再次启动了规模空前的资产购买计划,初期目标侧重于恢复市场功能,随后转向提供持续的经济支持。这些操作显著扩大了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
2.前瞻性指引(Forward Guidance)
前瞻性指引是指中央银行就其未来货币政策意图(特别是未来联邦基金利率的可能路径或维持低利率的条件)进行的沟通。在零利率下限环境下,它是增强货币政策效力、管理市场预期的关键补充工具。通过明确传达未来可能维持宽松政策的时间长度或经济条件,前瞻性指引旨在影响市场参与者对未来短期利率的预期。由于长期利率包含了对未来短期利率路径的预期,更明确、更可信的低利率承诺可以有效降低长期利率,即使当前的短期政策利率已经无法再降。这有助于刺激对利率敏感的支出,如投资和耐用品消费。
前瞻性指引一共有三种类型:
- 日历型指引(Calendar-Based Guidance): 明确说明将维持当前政策利率水平至某个具体日期(例如,“至少到2013年中期”)。这种方式简单明了,但可能因缺乏灵活性而受到批评。
- 状态依存型/阈值型指引(State-Contingent / Threshold-Based Guidance): 将未来政策行动与特定的经济指标(如失业率降至某水平以下,或通胀率达到某目标)挂钩(例如,“只要失业率仍在6.5%以上,且未来一至两年通胀预期不超过2.5%,就会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在0-0.25%”)。这种方式更具灵活性,能根据经济实际进展自动调整政策预期,但可能面临沟通复杂性和数据可靠性的挑战。
- 定性指引(Qualitative Guidance): 提供关于未来政策倾向的总体描述,而非具体日期或数字阈值(例如,承诺在经济复苏稳固前保持宽松政策)。
前瞻性指引通常与LSAPs协同使用,相互增强效果。例如,持续的资产购买可以增强市场对美联储维持低利率承诺的可信度。
3.紧急流动性与信贷工具(Emergency Liquidity and Credit Facilities)
在金融危机期间,特定信贷市场可能出现严重的功能失调,即使整体利率水平很低,信贷也可能无法顺畅流向经济实体。为此,美联储依据《联邦储备法》第13(3)条授予的紧急权力,设立了一系列临时性的、有针对性的流动性和信贷工具,旨在充当特定市场的“最后贷款人”或“最后做市商”。
这些工具通过直接向金融机构或非金融企业提供贷款、购买特定类型的资产(如商业票据、货币市场基金份额、市政债券、公司债券等)或提供担保,来缓解特定领域的融资压力、恢复市场信心、防止信贷紧缩蔓延。它们的目标通常不是广泛压低利率(QE的目标),而是修复关键信贷市场的传导机制,确保信贷流向家庭和企业。
- 主要工具(GFC与COVID-19时期):
- 针对金融机构的工具: 如定期拍卖工具(TAF)、一级交易商信贷工具(PDCF)、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工具(MMLF)等,为银行和关键非银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
- 针对关键市场的工具: 如商业票据融资工具(CPFF)、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TALF)、市政流动性工具(MLF)、一级市场公司信贷工具(PMCCF)、二级市场公司信贷工具(SMCCF)等,直接支持商业票据、资产支持证券、市政债券和公司债券市场。
- 针对实体经济的工具: 如薪资保护计划流动性工具(PPPLF)、主街贷款计划(MSLP),旨在促进银行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美联储工具的设计通常包含限制条件(如抵押品要求、利率设定、期限等)以管理风险,并在市场功能恢复后逐步退出。它们是美联储应对极端金融压力、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武器。
要不然怎么能叫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呢,对伐?
4.充足准备金框架下的利率管理:准备金余额利率(IORB)与隔夜逆回购工具(ON RRP)
08年之后的大规模资产购买向银行体系注入了巨量准备金,使得传统的通过微调准备金供应来控制联邦基金利率的“稀缺准备金”框架失效。美联储因此转向了**“充足准备金”**(Ample Reserves)操作框架。在此框架下,美联储主要依靠两个管理利率来控制联邦基金利率在目标区间内运行:
- 准备金余额利率(Interest on Reserve Balances, IORB): 这是美联储向存款机构存放在美联储的准备金余额(包括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支付的利率。由于银行可以将多余资金安全地存放在美联储并获得IORB,它们通常不愿意以显著低于IORB的利率在联邦基金市场上拆出资金。因此,IORB有效地为联邦基金利率设定了一个软性的“地板”,尤其对于银行间拆借而言。 (注:此前有利息支付工具IOER和IORR,后合并为IORB)
- 隔夜逆回购协议工具(Overnight Reverse Repurchase Agreement Facility, ON RRP): 这是一个美联储向更广泛的对手方(包括货币市场基金、政府支持企业等不能直接获得IORB的机构)提供的工具。通过ON RRP,这些机构可以将其持有的现金以隔夜逆回购的形式借给美联储(美联储出售国债并约定次日购回),并获得ON RRP利率。由于这些非银机构是联邦基金市场的重要资金供给方,ON RRP利率通常设定在联邦基金目标区间的下限附近或略低于IORB,为包括联邦基金利率在内的短期货币市场利率提供了一个更坚实的“地板”。
通过调整IORB和ON RRP利率,美联储能够在准备金极其充裕的环境下,依然有效地将有效联邦基金利率(EFFR)维持在FOMC设定的目标区间之内。
总结
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极大地扩展了美联储应对经济危机和在零利率下限环境中实施货币政策的能力。大规模资产购买(QE)和前瞻性指引主要用于影响长期利率和金融条件,而紧急流动性与信贷工具则侧重于修复特定的市场功能障碍。这些工具的使用也促使美联储的操作框架演变为“充足准备金”体系,依赖IORB和ON RRP等管理利率来控制政策利率。虽然这些非常规工具被证明在危机时期是有效的,但它们的长期影响、潜在副作用(如资产负债表规模膨胀、退出策略的复杂性、对资产价格和财富分配的影响等)以及未来是否会成为更常规化的工具,仍然是中央银行学界和政策制定者持续研究和讨论的重要议题。
三、关键宏观经济指标
帝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决策当然不会是真空球形鸡,而是基于对当前经济状况的细致评估以及对未来经济走向的预测。为了履行其促进最大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的双重使命,并维护金融稳定,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需要持续监测和解读一系列广泛的宏观经济与金融指标。这些指标提供了关于经济活动强度、劳动力市场状况、通货膨胀压力以及金融系统健康状况的关键信息。
没有任何单一指标能够完美地描绘复杂的经济全貌,因此,美联储采取一种整体性(Holistic)和数据依赖(Data-Dependent)的方法,综合分析各种数据来源,识别潜在趋势,评估风险,并最终做出符合其法定目标的政策判断。
美国经济比较重要的指标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劳动力市场指标、通货膨胀指标、经济活动与增长指标和金融市场与金融条件指标。
1.劳动力市场指标
评估当前经济运行是否接近“最大就业”水平是美联储的核心任务之一。“最大就业”并非一个固定的、可直接衡量的数字,而是一个动态的、可持续的最高就业水平,与物价稳定目标相一致。美联储关注一系列指标来全面评估劳动力市场的健康状况:
- 失业率(Unemployment Rate, U-3): 这是最广为人知的劳动力市场指标,衡量了积极寻找工作但未能找到工作的劳动力所占的比例。低失业率通常表示劳动力市场趋紧,但也需结合其他指标判断是否存在过热风险。需关注其局限性,例如未包含“失去信心的工人”(Discouraged Workers)或“准待业工人”(Marginally Attached Workers)。
- 更广泛的失业/未充分就业指标(Broader Measures of Labor Underutilization, e.g., U-6): U-6指标包含了U-3的失业人口,以及准待业工人和因经济原因而从事兼职工作的人(Part-Time for Economic Reasons)。它提供了对劳动力市场闲置资源(Slack)更全面的视角。
- 劳动力参与率(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LFPR): 衡量劳动年龄人口中正在工作或积极寻找工作的人口比例。LFPR的变化受人口结构(如老龄化)、社会因素和经济周期影响。理解LFPR的趋势对于判断失业率下降的真实含义至关重要(例如,失业率下降是由于就业增加还是人们退出劳动力市场)。
- 就业增长(Payroll Employment Growth): 来自非农就业报告(Nonfarm Payrolls, NFP)的月度新增就业人数是衡量劳动力需求和经济活力的关键实时指标。持续强劲的就业增长表明经济扩张,反之则可能预示放缓。关注就业增长的行业分布也很重要。
- 职位空缺与劳动力流动调查(Job Openings and Labor Turnover Survey, JOLTS): 提供关于职位空缺数量、雇佣率、离职率(特别是自主离职率 Quits Rate)等信息。高职位空缺和高自主离职率通常表明劳动力需求强劲,工人对找到新工作的信心较高,市场趋紧。
- 薪资增长(Wage Growth): 如平均时薪(Average Hourly Earnings, AHE)和就业成本指数(Employment Cost Index, ECI)。薪资增长是衡量劳动力市场紧张程度和潜在通胀压力的重要指标。美联储关注薪资增长是否与生产率增长和2%的通胀目标相符。过快的薪资增长可能引发“工资-物价螺旋”担忧,而过于疲软则可能抑制消费。需区分名义薪资增长与实际薪资增长(经通胀调整后)。
2.通货膨胀指标
维持物价稳定是美联储的另一核心使命,其明确的长期目标是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2%。美联储主要关注以下通胀指标:
- 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Perso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s Price Index, PCE): 这是美联储首选的通胀衡量指标。与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相比,PCE的覆盖范围更广(包含不由家庭直接支付的消费,如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其权重会根据消费者实际支出模式的变化而动态调整(考虑替代效应),因此被认为能更准确地反映整体消费价格的变动趋势。
- 核心PCE价格指数(Core PCE Price Index): 剔除了波动性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PCE指数。核心通胀被认为是衡量潜在、持续通胀压力的更好指标,有助于政策制定者看透短期价格波动的“噪音”,把握中期通胀趋势。美联储的2%通胀目标是以整体PCE衡量的,但核心PCE在政策分析中占据重要地位。
- 消费者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 CPI): 虽然不是美联储的首选目标指标,但CPI因其发布及时、广受公众关注,并且是许多政府福利和私人合同(如工资协议)的调整依据,仍然是重要的参考指标。核心CPI(剔除食品和能源)同样受到关注。
- 生产者价格指数(Producer Price Index, PPI): 衡量国内生产者销售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变动。PPI可被视为消费价格的某种“领先”指标,反映了生产成本端的压力(“管道”通胀压力),但其向消费者价格的传导并不直接或完全。
- 通胀预期(Inflation Expectations): 公众和市场对未来通胀的预期对实际通胀的形成至关重要。如果预期保持稳定并“锚定”在美联储的目标附近,有助于抑制暂时的价格冲击演变成持续的通胀。美联储监测多种通胀预期指标:
- 基于调查的预期: 如密歇根大学消费者调查、纽约联储消费者预期调查、专业预测者调查(Survey of Professional Forecasters, SPF)。
- 基于市场的预期: 如通胀保值国债(TIPS)的盈亏平衡通胀率(Breakeven Inflation Rates)、通胀互换(Inflation Swaps)利率。这些指标反映了金融市场参与者对未来通胀的看法,但可能受到流动性溢价、风险溢价等因素的影响。
美联储密切关注实际通胀数据与通胀预期,评估通胀风险是偏向上行还是下行,以及通胀预期是否牢固锚定。
3.经济活动与增长指标
衡量整体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健康状况对于判断资源利用程度、预测未来就业和通胀路径至关重要。
- 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最全面的经济活动衡量指标,反映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内生产的所有最终商品和服务的总市场价值。关注实际GDP增长率(经通胀调整后)及其组成部分(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净出口)的贡献。GDP数据发布有滞后性,但提供了经济大图景。
- 高频/领先指标: 由于GDP的滞后性,美联储依赖更及时的指标来判断经济动能:
- 零售销售(Retail Sales): 反映消费者支出状况,是GDP中消费部分的重要领先指标。
- 工业生产(Industrial Production): 衡量制造业、矿业和公用事业部门的产出,反映实体经济的生产活动。
- 耐用品订单(Durable Goods Orders): 特别是核心资本品订单(非国防、除飞机外),被视为衡量企业投资意愿的指标。
- 住房市场指标: 如新屋开工(Housing Starts)、营建许可(Building Permits)、成屋销售(Existing Home Sales)和房价指数。房地产市场对利率敏感,其活动状况对整体经济有显著影响。
- 采购经理人指数(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es, PMIs): 如ISM制造业和非制造业PMI。这些基于调查的指数具有前瞻性,反映了企业对订单、生产、就业等状况的看法,是判断经济扩张或收缩拐点的常用指标。
- 消费者信心/情绪指数(Consumer Confidence/Sentiment Indexes): 如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和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消费者信心指数。反映了消费者对当前经济和未来前景的看法,可能影响其消费意愿。
4.金融市场与金融条件指标
金融市场是货币政策传导的关键渠道,金融条件的松紧直接影响实体经济的借贷成本和信贷可得性。同时,维护金融稳定也是美联储日益重视的目标。
- 利率(Interest Rates): 包括短期国债收益率、长期国债收益率(及其收益率曲线形态)、公司债券收益率(及其与国债的利差,反映信用风险溢价)、抵押贷款利率等。这些利率直接影响家庭和企业的融资成本。
- 信贷市场状况(Credit Market Conditions): 银行贷款增长、信贷标准(如通过高级贷款官员意见调查SLOOS了解)、商业票据发行、信贷利差(Credit Spreads)等。反映了信贷的可获得性和成本。
- 资产价格(Asset Prices): 股票市场估值、房地产价格等。资产价格通过财富效应影响消费,也可能蕴含金融稳定风险。
- 汇率(Exchange Rates): 美元汇率影响进出口价格(从而影响通胀)和贸易竞争力。
- 金融条件指数(Financial Conditions Indexes, FCIs): 一些机构编制的综合指数,试图将利率、利差、资产价格、汇率等多个金融变量整合成单一指标,以量化整体金融条件的松紧程度。
几个核心指标的整理
在上述诸多经济指标中,有几个因其直接关联美联储的双重使命(最大就业和物价稳定)、发布频率、市场影响力以及在FOMC声明和经济预测中被频繁引用,而通常被认为是最重要或最受关注的:
- 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Core PCE Price Index)增长率:
- 重要性: 这是美联储衡量潜在通胀趋势的首选指标。虽然官方的2%通胀目标是针对整体PCE(Total PCE)的,但核心PCE剔除了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被认为能更好地反映经济中持续的、基础性的价格压力。美联储决策者高度关注核心PCE通胀是否朝着(或稳定在)2%的目标运行。
- 关注点: 月度环比和年度同比的增长率,以及其相对于2%目标的偏离程度和变动趋势。
- 非农就业人数(Nonfarm Payrolls, NFP)增长:
- 重要性: 这是衡量劳动力市场活动和经济活力的最及时、最关键的指标之一。它直接反映了企业雇佣的意愿和能力,是判断经济扩张或收缩势头的重要依据,直接关系到“最大就业”目标。每月初发布的数据通常会引发显著的市场反应。
- 关注点: 每月新增的就业岗位数量,是否达到或超过了维持失业率稳定所需的水平(通常估计在每月10万左右,但会随人口增长等因素变化),以及就业增长的广度(是否分布在多个行业)。
- 失业率(Unemployment Rate, U-3):
- 重要性: 这是衡量劳动力市场闲置程度最广为人知的指标,直接关联“最大就业”目标。虽然美联储也看重更广泛的就业不足指标(如U-6)和劳动参与率,但U-3失业率仍然是公众和市场关注的焦点,也是FOMC经济预测中的核心变量之一。
- 关注点: 失业率的水平及其变化趋势,与FOMC估计的长期正常失业率(NAIRU或u*)的比较。
- 平均时薪(Average Hourly Earnings, AHE)增长率:
- 重要性: 这是衡量薪资压力和劳动力成本变化的关键指标,与非农就业报告同时发布。薪资增长是连接劳动力市场紧张程度和通胀压力的重要环节。过快或过慢的薪资增长都可能引起美联储的关注。
- 关注点: 月度环比和年度同比的增长率,是否与生产率增长和2%的通胀目标相符。、
其他高度关注的指标(虽然可能略次于上述四个):
- 整体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Total PCE Price Index)增长率: 虽然波动性大,但这是美联储官方2%通胀目标的最终衡量标准。
- 消费者价格指数(CPI): 发布比PCE早,公众关注度高,影响许多合同的调整。核心CPI也备受关注。
- 通胀预期(Inflation Expectations): 特别是来自调查(如密歇根大学、SPF)和市场(如TIPS盈亏平衡率)的长期通胀预期,对判断通胀预期是否“锚定”至关重要。
- 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 最全面的经济活动指标,但发布频率低(季度)且滞后。主要用于把握经济大趋势和潜在增长率。
- ISM采购经理人指数(PMIs): 制造业和非制造业PMI是及时的、具有一定前瞻性的经济活动指标。
如果必须选出最核心的几个,那么核心PCE通胀、非农就业增长和失业率这三者通常被视为直接反映美联储两大核心目标的“铁三角”。平均时薪增长紧随其后,因为它直接关联这两大目标之间的互动(劳动力市场对通胀的影响)。美联储的决策是基于对广泛数据的整体评估,但这些指标无疑是市场和分析师解读美联储政策意图时最为倚重的“风向标”。
四、政策工具与指标的联动逻辑
前述章节分别阐述了美联储的常规与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第一、二章),以及其密切检测的关键宏观经济指标(第三章)。本章的核心任务在于揭示这两者之间的联动逻辑:即美联储如何通过操作其政策工具箱中的工具,来影响经济活动、劳动力市场和通货膨胀的关键指标,进而引导经济朝着其法定目标——最大就业和物价稳定——迈进。
理解这一联动机制,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Mechanism),对于评估政策效果、预测经济走向以及把握美联储的政策意图至关重要。需要强调的是,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充满了复杂性、时滞以及不确定性。
经济学是真空球形鸡的线性拟合模型,但现实通常是极高复杂度的混沌模型
1.主要的传导渠道
美联储政策影响经济运行最传统的渠道就是利率渠道(Interest Rate Channel),政策工具变动(如调整联邦基金利率目标或进行QE)影响短期和长期市场利率,进而改变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成本,影响消费和投资决策。在利率渠道外,信贷渠道(Credit Channel)通过影响银行的贷款意愿和能力(银行贷款渠道),以及企业通过非银行渠道(如债券市场)融资的成本和可得性(资产负债表渠道)来调控宏观经济。
每一次美联储的加息/减息总会牵动全世界经济金融界的注意力,美联储会通过汇率渠道(Exchange Rate Channel)来影响资本流动和汇率。例如,较低的利率可能导致美元贬值,从而刺激出口、抑制进口,影响净出口和总需求,并可能影响进口商品价格(进而影响通胀)。
时间来到了新世纪,GFC和冠病危机后美联储开始的大规模QE和利率调整会通过资产价格渠道(Asset Price Channel)来影响股票、房地产等资产的价格。资产价格上涨可以通过财富效应刺激消费,也可以通过托宾Q效应(Tobin’s q)鼓励投资。
目前,美联储是全世界预期管理(你也可以当成训狗)做的最好的中央银行,通过预期渠道(Expectations Channel)下的行动和沟通(特别是前瞻性指引)会塑造公众和市场对未来经济状况和政策路径的预期。例如,对未来长期维持低利率的预期本身就能压低当前的长期利率,并鼓励当前的支出和投资。
所以,美联储影响实体经济的渠道一共有五个,分别是利率渠道、信贷渠道、资产价格渠道、汇率渠道和预期渠道。
2.常规工具与指标的联动
在传统的“稀缺准备金”框架下,以及在“充足准备金”框架下通过管理利率(IORB、ON RRP)进行的常规操作,其核心是影响联邦基金利率(FFR),进而通过上述传导渠道影响经济指标。
降低FFR目标(或调整管理利率以引导FFR下行)——旨在刺激经济
FFR下降通常带动其他短期利率(如国库券、商业票据利率)下行,并通过预期渠道和期限溢价影响长期利率(如抵押贷款利率、公司债收益率)走低,银行贷款利率也可能随之下降。
贷款利率的下降会导致更低的借贷成本,鼓励企业投资(可能提振耐用品订单、工业生产、最终GDP)和居民消费,特别是对利率敏感的住房(新屋开工、成屋销售)和耐用品(零售销售)。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增强又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导致非农就业人数(NFP)增长加速,失业率(U-3及U-6)下降,劳动力市场趋紧可能推高薪资增长(AHE、ECI)。
最终,整体经济活动的总需求增加,若经济接近或超过潜在产出水平,可能导致PCE和CPI通胀(尤其是核心PCE)上升,朝向或超过2%的目标。通胀预期也可能随之升温。
提高FFR目标(或调整管理利率以引导FFR上行)——旨在抑制通胀/防止经济过热
FFR上升带动各类市场利率上行,银行可能收紧信贷标准(SLOOS数据可反映),金融条件趋于收紧;更高的借贷成本抑制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可能导致GDP增长放缓,相关领先指标(零售销售、工业生产、PMI等)走弱。
经济活动降温减少劳动力需求,NFP增长可能放缓甚至转负,失业率可能上升,薪资增长压力减弱,总需求减弱。总需求受到抑制有助于缓解价格上行压力,促使PCE和CPI通胀(尤其是核心PCE)回落至或稳定在2%目标附近。通胀预期也可能随之降温。
3.非常规工具与指标的联动
当FFR触及有效下限(ELB)时,传统工具已经无法有效调控宏观经济了,这时就需要我们的非常规工具登场。
大规模资产购买(QE/LSAPs)
QE主要通过投资组合平衡渠道直接压低所购买资产(长期国债、MBS)的收益率,进而影响其他长期利率和风险资产价格。同时通过信号渠道强化低利率预期。在市场压力大时还发挥流动性/市场功能渠道作用。
对于金融市场来说,QE会显著降低长期利率(如10年期国债收益率、30年期抵押贷款利率),压缩信用利差,推高资产价格(股票、房地产),改善金融条件指数(FCIs);QE 类似降息效果,通过降低长期融资成本刺激投资(尤其是住房投资)和消费(财富效应),支持GDP增长和就业(NFP),降低失业率。购买MBS旨在特别支持房地产市场。
前瞻性指引
这条渠道我一直都觉得跟训狗似的,主要通过预期渠道发挥作用,管理市场对未来短期利率路径的预期。 前瞻性指引降低长期利率的效果与QE类似,有助于刺激投资和消费,支持就业,增强政策可信度本身也有助于稳定信心。
明确的宽松承诺有助于稳定或提升通胀预期,防止其过低,从而间接支持实际通胀向目标靠拢。
紧急流动性与信贷工具
此工具主要作用于信贷渠道和市场功能渠道,针对特定市场失灵提供流动性或信贷支持,相当于临时紧急给💊的金融机构贷款以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 对指标的影响:
- 金融市场: 缓解特定市场的流动性紧张,降低风险溢价和信用利差(如商业票据利差、公司债利差),恢复市场交易活动,改善相关金融条件指标。
- 经济活动与就业: 防止信贷冻结对企业运营和投资造成破坏性冲击,避免GDP大幅下滑和失业率飙升。支持信贷流向实体经济有助于稳定就业。
- 通货膨胀: 主要目标是防止金融危机引发深度衰退和通缩,而非直接推高通胀。
4.挑战:时滞、不确定性与外部因素
理解工具与指标的联动逻辑时,必须认识到其中的挑战:
- 时滞(Lags): 货币政策的传导存在显著且可变的时滞。从政策实施到其对经济活动和通胀产生最大影响,通常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时间。这意味着美联储需要基于对未来的预测来制定政策,而非仅仅对当前数据做出反应。
- 不确定性(Uncertainty): 传导机制的强度和速度可能随经济结构、金融市场状况以及公众预期的变化而变化。非常规工具的效果尤其具有不确定性。
- 外部因素: 全球经济状况、财政政策、地缘政治事件、技术冲击、供给侧因素(如能源价格波动、供应链问题)等都会影响经济指标,并可能干扰或改变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
中译中就是美联储的所有工具都不是灵丹妙药,现实世界是一个高复杂性的混沌系统,大家都凑合着过吧。
五、帝国的央行,帝国的国资委
NOTE本章不会过多深入去探讨三大巨头和美联储的关系,仅做一个简单概述。
在探讨美联储作为美国金融体系核心的角色时,我们不能忽视一股新兴且日益强大的力量——以贝莱德(BlackRock)、先锋领航(Vanguard)和道富(State Street)为代表的三大资产管理巨头。三大资管巨头通过汇集数万亿美元的资产,对美国乃至全球上市公司的所有权结构和公司治理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集中影响。这种影响力之深远,使得三大巨头在某种意义上扮演了类似于“美国国资委”的角色,虽非美国联邦政府所有,但他们却在塑造企业行为和资本市场格局方面拥有巨大的话语权。
尽管美联储的法定职责在于宏观调控与监管,而三大资管机构的核心业务在于资产管理与投资服务,但两者在金融市场的流动性、资产定价、系统性风险积聚与传染、甚至危机时期的干预与合作等层面,功能与影响已然发生显著交织。
1.三大巨头的崛起之路:从边缘到核心
贝莱德、先锋领航和道富当然不是一日之间突然崛起的。他们的发展是美国金融市场结构性变迁、技术创新和战略选择的共同结果,尤其受益于过去几十年被动投资(Passive Investing)浪潮的兴起。
先锋领航 (Vanguard): 被动投资的先驱与布道者
先锋领航成立于1975年,由约翰·博格(John Bogle)创立。Vanguard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客户所有”(client-owned)的股权结构,这使其能够将利润返还给基金投资者,从而提供市场上成本最低的投资产品。
Vanguard是指数基金的坚定倡导者和市场领导者。博格认为,主动管理基金难以持续跑赢市场平均水平,低成本的指数基金才是普通投资者的最佳选择。这一理念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广泛接受,推动了指数基金和交易所交易基金(ETF)的爆炸式增长,Vanguard也借此积累了海量的资产管理规模(AUM)。其增长主要依赖于有机增长和持续的低成本策略。
贝莱德 (BlackRock): 风险管理、并购整合与ETF霸主
起源于1988年,最初是黑石集团(Blackstone)旗下的一个固定收益资产管理部门,由拉里·芬克(Larry Fink)等人领导。其早期核心竞争力在于强大的风险管理能力,特别是其开发的“阿拉丁”(Aladdin)风险管理平台,至今仍是业内翘楚,并被众多金融机构采用。
贝莱德的快速扩张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成功的战略并购——收购美林投资管理公司(Merrill Lynch Investment Managers, 2006),该收购极大扩展了贝莱德管理的资产类别和全球布局。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贝莱德于2009年收购巴克莱全球投资者(Barclays Global Investors, BGI),特别是后者旗下的iShares(安硕)ETF业务。这笔交易使贝莱德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和ETF提供商。
贝莱德不仅在被动投资领域与Vanguard竞争,也在主动管理、另类投资等多个领域拥有强大实力,并通过其“金融市场咨询”(Financial Markets Advisory, FMA)部门向政府和机构提供咨询服务。
道富环球顾问 (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 SSGA): ETF的开创者与机构服务的巨头
道富银行本身拥有悠久历史(可追溯至1792年),但其资产管理部门SSGA成立于1978年。SSGA在金融创新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93年,它推出了美国第一只ETF——SPDR S&P 500 ETF (代码: SPY),这只基金至今仍是全球规模最大、交易最活跃的ETF之一。
虽然其总AUM相较于贝莱德和先锋稍小,但道富在机构投资者服务、资产托管以及特定ETF领域(如行业ETF、黄金ETF)拥有极强的市场地位。
这三大巨头的崛起,尤其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规模的急剧膨胀,与以下因素密切相关:
- 被动投资革命: 指数基金和ETF因其低成本、透明度和易交易性,持续吸引资金流入,尤其是在低利率环境下,投资者寻求更广泛的市场敞口。
- 金融危机的影响: 危机后对主动管理能力的质疑增加,以及监管对透明度的要求提高,进一步推动了向被动产品的转变。
- 技术进步: 交易技术、数据分析和风险管理平台(如Aladdin)的发展,使得管理巨额、多元化的资产组合成为可能。
- 规模经济效应: 资产管理行业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规模越大,单位管理成本越低,越能吸引更多资金,形成正反馈循环。
2.美联储与三大巨头:共生、依赖于潜在风险
危机时期的“准执行伙伴”
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美联储在处理贝尔斯登、AIG等机构的遗留问题资产时,就曾聘请贝莱德的FMA部门提供估值、管理和处置方面的咨询服务,体现了美联储对贝莱德在复杂资产和风险管理方面专业能力的认可。自08年以后,三大资管巨头就迅速崛起,直至成为全美国的“控股者”。
2020年COVID-19危机时期,美联储和三巨头的合作关系达到了全新的高度。为了稳定金融市场,美联储设立了多个紧急流动性便利工具,其中包括首次直接购买公司债和公司债ETF的工具(如二级市场公司信贷工具 SMCCF 和一级市场公司信贷工具 PMCCF)。美联储选择贝莱德作为这些工具的独家投资管理人,负责代表美联储执行购买操作。
理论上美联储这么做是因为自身缺乏直接操作大规模、多样化证券购买的经验和基础设施。贝莱德拥有现成的交易平台(Aladdin)、市场准入和专业知识,能够快速有效地执行美联储的政策意图。同时,选择第三方管理人有助于在名义上隔离美联储与具体投资决策的潜在利益冲突(尽管选择贝莱德本身也引发了关于利益冲突的讨论,因为它管理的基金也可能是这些工具的受益者)。冠病危机期间美联储这些操作标志着一家私营资产管理公司深度嵌入了中央银行的危机应对机制中,扮演了关键的政策传导角色。这模糊了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在金融稳定领域的界限。
信息与市场情报的流动
三大巨头掌握着关于资本流动、资产定价、投资者情绪和市场微观结构的极其庞大且实时的信息。它们与全球数千家公司和机构投资者保持密切联系。美联储作为宏观审慎监管者和货币政策制定者,需要准确把握市场动态。虽然官方沟通渠道有严格规定,但通过正式(如市场咨询会议)和非正式的渠道,美联储无疑能从与这些巨头的互动中获得宝贵的市场洞察。反之,三大巨头也密切关注美联储的政策信号。
中译中就是互通有无,大家加强联络一起捞钱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节点
三大巨头的规模本身就意味着它们具有系统重要性。它们管理的资产占美国乃至全球股市、债市的相当大比重。它们的投资决策、资金流动、甚至技术平台的稳定性,都可能对整个金融体系产生溢出效应;尤其是在被动投资领域,如果大量资金因某种原因(如市场恐慌)集中从指数基金或ETF中撤出,可能引发或加剧市场抛售,对市场流动性和稳定性构成挑战,这是美联储必须密切关注的风险点。虽然目前它们未被正式指定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SIFI),但关于其系统性风险的讨论从未停止。
因此,当贝莱德既是美联储危机工具的管理人,又是市场上主要的资产管理者时,潜在的利益冲突是显而易见的:它购买的ETF或公司债可能包含其自己管理的基金所持有的证券。美联储对市场的干预,特别是通过购买资产(包括这些巨头管理的ETF),客观上支撑了资产价格,也使这些巨头的资产管理规模受益。这可能产生道德风险,即市场参与者预期在危机时会得到救助,从而可能承担过度风险。
3.帝国的国资委
概念介绍
如果我们把帝国视为一个企业财团联合的国家,那么三大资管巨头就担任着类帝国国资委的角色,它们通过集中持有美国主要上市公司的股份,所形成的对公司治理和企业行为的巨大影响力。
由于指数基金和ETF的普及,贝莱德、先锋领航和道富通常是美国绝大多数大型上市公司(如标普500指数成分股公司)的前三大股东。在许多公司中,它们三家合计持有的股份比例可能高达15%-25%,甚至更高。这种“普遍所有权”(Universal Ownership)意味着它们几乎“拥有”了美国企业界的很大一部分。不同于传统的分散持股,这种所有权的集中赋予了它们前所未有的潜在权力。
作为大股东,它们在股东大会上拥有重要的投票权,可以影响董事会成员的选举、高管薪酬方案的批准、重大并购交易以及其他关键决策。
那么这个时候有朋友可能要问了,人家只是被动持股呀,万一压根就不管企业怎么运转呢?
近年来,三大巨头都建立了庞大的“投资督导”(Investment Stewardship)团队,负责与被投资公司的管理层和董事会进行沟通(Engagement),就公司战略、治理结构、风险管理、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等议题表达意见和施加影响。
中译中就是资管老头发力了,你们都得听我三大巨头的话来做生意
通过其投票政策和沟通策略,尤其是在ESG领域,三大巨头正在推动形成新的市场规范和企业行为标准。它们的要求(如气候相关信息披露、董事会多元化)往往超越了法律法规的最低要求,它们能够设定议程,引导资本流向符合其标准(例如ESG标准)的公司或行业,从而间接影响实体经济的资源配置。
如果看到这里你还在感慨人家只是关注ESG领域多环保多高尚巴拉巴拉巴拉,那你可以直接关闭这篇博客然后打开VOA去感受自由之光普照了。
当然,理论上真正的国资委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和政治议程。而三大资管巨头的首要责任(法律上的信义义务,Fiduciary Duty)是对其基金投资者负责,追求风险调整后的回报最大化。它们的行动逻辑主要是商业和投资驱动的,尽管其行为具有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后果……
但理论是理论,实际是实际对伐。
美联储和三大巨头的关系
美联储和三巨头的关系首先体现在市场流动性与资产定价层面。三大资管巨头,特别是通过其庞大的指数基金和ETF产品线,已成为资本市场最主要的“流量入口”和“价格设定者”之一。其基于指数追踪的被动投资策略,虽然在个体证券选择上不显主动,但其巨大的资金流向(或撤离)某一类资产或整个市场时,对资产价格和市场流动性产生决定性影响。这直接关联到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当美联储试图通过降息或量化宽松(QE)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压低长期利率时,相当一部分流动性会通过三大巨头的基金产品流入股市和债市,其配置行为直接影响着政策意图能否有效转化为具体的资产价格变动和融资成本下降。反之,当市场预期紧缩时,这些巨头的资金流出可能放大市场的波动性,对美联储维持金融稳定构成挑战。
其次,在系统性风险的积聚与管理上,两者关系更为复杂。一方面,三大资管巨头的规模本身就构成了潜在的系统性风险。它们的投资组合横跨全球,任何一家的重大操作失误、技术故障或遭遇大规模赎回,都可能引发市场剧震,形成“大到不能倒”的现代变体——“大到不能乱”(Too Big to Disrupt)。美联储作为系统性风险的最终监管者和流动性的最后提供者,必须密切关注这些机构的运作及其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潜在威胁。另一方面,在危机时刻,美联储又可能需要依赖这些机构。例如,在2020年新冠疫情引发的市场动荡中,美联储设立的多个紧急流动性工具(如二级市场公司信贷工具 SMCCF),就聘请了贝莱德作为投资管理人,负责购买公司债和相关ETF。这凸显了两者在危机应对中的事实性合作关系,但也引发了关于利益冲突(贝莱德管理的工具可能购买其自己发行的ETF)、信息不对称以及公共权力“外包”给私营巨头的深刻讨论。
第三,公司治理与宏观经济目标的潜在关联。三大巨头通过其持股和代理投票权,对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高管薪酬、资本配置乃至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策略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这种“股东积极主义”(Shareholder Activism),尤其是当其统一行动时,其力量堪比国家层面的产业政策引导者。虽然其出发点是为最终受益人(基金持有人)实现长期价值最大化,但其推动的议程(例如,强调气候风险、推动能源转型)在客观上可能与美联储更广泛的宏观经济目标(如促进可持续增长、维护金融稳定以应对气候相关风险)产生共鸣或潜在冲突。美联储虽然不直接干预个别公司的治理,但其宏观审慎框架越来越需要考虑由大型资管机构主导的、可能影响整个经济部门行为模式的结构性变化。
总而言之,三大资管巨头实现了近乎之前的金融资本家们梦寐以求的空前集中的权力:
- 对数千家全球主要企业的经营决策拥有潜在否决权或引导权。
- 能够设定超越法律的企业行为标准(尤其在ESG领域)。
- 其投资流动本身就能显著影响市场价格和流动性。
- 与监管机构(如美联储)在危机时形成紧密合作,进一步巩固其中心地位。
帝国央行+帝国国资委,不管底下的肉喇叭是怎么宣传的,真正掌握权力的老头们终归是极端清醒+理智的那一派。
系列参见
[1] Joseph Wang, 极简央行课 (北京:格致出版社 , 2023).
[2] 李彬.滞胀风险下对美联储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回顾与反思——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视角[J].齐鲁学刊,2023,(05):119-128.
[3] 郝飞飞.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运用及有效性分析[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20.DOI:10.27642/d.cnki.gskyy.2020.00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