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为系列专题——“中国与世界的现代化”的一部分

作为中国与世界的现代化专题的第二章，我希望就此开始为我和我的博客逐步构建起一套完整的，体系化的去分析中国乃至于世界现代化的理论框架——了解中国的现代化当然离不开了解政府，剖析政府的额行为动机也必然离不开最核心的财税制度。

因此，我必须要在开头承认，我分享的都是带有我自己立场与惯性的叙事和分析框架，不是什么科学真理、惊天秘辛，也不是借助所谓的冲塔或者别的什么立场来提高自己的论证可靠性。在现在的舆论上，批评公有制主体、唱空经济的可信度天然高人一等，为公有制辩护、解释政策的论证义务从头重上三分，这可不算什么“独立思考”。

所以还希望所有的读者仅仅只把我的文章当作参考，去形成自己的分析评价框架，反过来自己思考我的文章具体逻辑是否通顺、符合经济运行事物，让自己的脑子和嘴真正地思自己所思、言自己所言，以理性的形式主张自己的经济权益。

一、什么是货币

1.人类社会视角下的货币

我们先抛开宏大叙事中的金融战与国际贸易体系重构等议题，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在人类社会中，钱，或者说货币，到底是什么？

要了解货币的用处，我们就需要先想象一下没有货币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在远古时期，人们是如何交易商品和服务的？

没有货币的经济体通常采用物物交易，即用一种商品或服务换另一种商品或服务。在这个世界中，任意两个人之间的交换交易将涉及到需求的双重巧合，两个人各自想要对方可以提供的商品或服务。 例如，如果铁匠想要一双鞋，则该铁匠必须找到一双正确尺码的鞋子，并且愿意用这双鞋换对应的钉子/工具的人。

在几乎不存在分工的原始社会中，这样的交易制度尚且可以延续下去。但一旦人类进入到了农业社会，社会分工开始凸显，这样原始的物物交易制度便无以为继——因为这样交易的时间成本太高了。

由此，人们开始使用“金银”作为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来开展交易。货币作为一种交易媒介，其价值是买卖双方均承认的，采用货币的经济体广泛的接受这种货币可以作为商品、劳动力和金融资本市场上的一种支付方式。借用货币工具，市场中希望交易的双方不必再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筛选交易信息，只要有货币就可以任意的买卖。

马老爷子：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 至于金银怎么变成货币的，这里我就懒得提了，这个又能新开一篇专题文章

除了交易媒介，货币还具有价值储存的职能。想象一下，原始人在社会中该如何储存“价值”？他可能会囤米、囤肉乃至于囤家畜和囤奴隶，但是米会坏，肉会烂，家畜可能会生病，奴隶可能会暴动会死，并且这些价值只能保存到“现在”，而无法影响“过去”和“未来”。

但货币就不一样了。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可以保存和积累价值，让人们可以跨时间和空间转移购买力。这意味着今天赚取的钱可以在未来用于消费或投资，货币的持有者知道他不需要立即花钱，因为它在第二天或第二年仍会保持其价值。 这种金钱功能并不要求金钱是完美的价值存储。 在通货膨胀的经济体中，金钱每年都会失去一些购买力，但它仍然是金钱。

正是因为货币被广泛的运用到了市场的交易中，因此还发挥着记账单位的作用。货币为不同商品之间的“价值”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衡量标准，使得他们之间可以相互被比较，物体的价值可以被抽象为一个简单的数字，例如我们都知道之前冰红茶三块一瓶，便宜的小汽车一般几万一辆，那么汽车和冰红茶之间的价值就可以通过一个统一的，借由市场凝聚来的价值共识来进行权衡比较。

最后，货币的另一个功能是金钱必须作为延期付款的标准。 这意味着，如果今天有钱可以用来购物，那么今天进行将来付款的购买也必须是可以接受的。 贷款和未来协议以货币形式表示，延期付款的标准使我们能够在今天购买商品和服务，并在将来付款。

信用贴现机制让我们得以通过投资亦或者是消费部门的杠杆来将未来的收益（增长）转移到当期（当下），利用带有预期正面收益的资产作为抵押物，分享预期的未来收益，虚空制造当期的额货币供应量，最终在本期经济循环中消费了未来的收益。

2.政府视角下的货币

在上一节中，我们说明了货币在人类社会中是交换、价值存储、记账单位和延期付款标准的媒介，那么现在由政府主权信用担保发行的货币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兰小欢教授非常喜欢两部国产电视剧，分别是《大明王朝1566》和《走向共和》。这两部剧有个共同点：开场第一集中那些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们，出场都没有半点慷慨激昂或阴险狡诈的样子，反倒都在做世上最乏味的事——算账。大明朝的阁老们在算国库的亏空和来年的预算，李鸿章、慈禧和光绪则在为建海军和修颐和园的费用伤脑筋。然而算着算着，观众就看到了刀光剑影，原来所有的政见冲突和人事谋略，都隐在这一两一两银子的账目之中。

国家调节生产秩序和分配秩序需要货币，而税收则是回收货币的极其重要的环节之一。对于任意一个主权政府，货币的发行和管理都反应了政府的信用与能力，货币工具的使用代表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和政策导向，是政府维护经济秩序、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核心工具。货币之于政府仅仅是一个调节社会生产秩序和分配秩序的工具，政府使用货币工具来对全社会的资源进行宏观的分配与再分配，现代社会中法定货币只是政府主权信用担保下的一张纸，货币有用的唯一原因就是全人类对对应货币的价值有普遍信念和信任，或者说对对应法定货币的发行政府的主权信用有普遍信念和信任。

钱很重要，但钱实际上一点都不重要 钱可以近乎买到任何东西，但钱实际上也就是一张废纸

所以，要真正了解政府行为，就必须要了解财税；而只有了解了货币的本质，才能真正理解财税。

二、中国的税收体系

世界上只有两件事是不可避免的，那就是税收和死亡 ——本杰明·富兰克林

1.起步-改革开放：1978-1993

我懒得从几千年前开始回顾中国的税制了，既然本系列的标题就是中国与世界的现代化，那还是直接从和现在的经济运行强相关的78年改革开放开始讲起吧 :D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经济的特点，那么非“承包”莫属。农村可以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土地承包，城市也有企业承包，那么按照这样的思路，政府也有财政承包——什么都可以被承包。我国的基本国策就决定了不能对所有权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只能对使用权和经营权进行承包制以提高积极性。财政承包就开始于1980年，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上，实行“分灶吃饭”，中央与省级财政之间对收入和支出进行包干，地方可以留下一部分增收。从 1980 年起，先后推出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以及“收入递增包干、总额分成、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上解递增包干、定额包干、定额补助”等多种不同的体制模式。

既然是承包，当然要根据地方实际来确定承包形式和分账比例，所以财政包干形式五花八门，各地不同。比较流行的一种是“收入递增包干”。以1988年的北京为例，是以1987年的财政收入为基数，设定一个固定的年收入增长率4%，超过4%的增收部分都归北京，没超过的部分则和中央五五分成。假如北京1987年收入100亿元，1988年收入110亿元，增长10%，那超过了4%增长的6亿元都归北京，其余104亿元和中央五五分成。

学过初中历史的朋友们都知道，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极大的激发，相关的产出也有显著提高，财政领域的承包也是如此。财政承包制下，交足中央，剩下的都是地方自己的，因此地方有动力扩大税收来源，大力发展经济。这个阶段各种乡镇企业也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和各地方政府大力支持脱不开关系。

在这个时期，地方政府想出了这样的野路子：虽然财政包干制度下留足中央，剩下都是自己的……但如果我把一部分税实际转化成各种费用，不就不用给中央分钱了吗？藏富于民，挺好嘛！

虽然地方预算内的税收收入要和中央分成，但预算外收入则可以独享，这也是为什么九十年代乃至千禧年初期各单位都非常流行预算外的“小金库”，这些小金库是可以不与上级乃至平级单位共享的，可以切切实实为“自己人”谋取利益。如果给地方企业减免税费，在再通过其他诸如行政收费、集资、摊派、赞助等手段收一些回来，就可以避免和中央分成，变成可以完全自由支配的预算外收入。

在这一阶段，我们会惊讶的发现明面上地方政府会非常积极的给地方企业违规减税，企业偷税漏税也非常普遍，税收收入上不去但预算外收入却迅猛增长。1982—1992年，地方预算外收入年均增长30%，远超过预算内收入年均19%的增速。1992年，地方预算外收入达到了预算内收入的86%，相当于“第二财政”。

这一时期是改革开放的起步时期，改革转型的特殊性和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决定了很多承包制包括财政包干制注定不能持久。无论是放权还是让利，事实上都是以财政上的减收、增支为代价的。主要由财税担纲的以“放权让利”为主调的改革，却使财政收支运行自身陷入了不平衡的困难境地。

财政包干造成了“两个比重”不断降低：中央财政预算收入占全国财政预算总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而全国财政预算总收入占GDP的比重也越来越低。前者由 1978 年的 31. 1% ，相继减少到 1980 年的 25. 5% ，1985 年的22. 2% ，1990 年的 15. 7% 和 1993 年的 12. 3% ;后者则先升后降，1978 年为 15. 5% ，1980 年为24. 5% ，1985 年为 38. 4% ，1990 年下降为 33. 8% ，1993 年进一步下降至 22. 0% 。不仅中央变得越来越穷，财政整体也越来越穷。

中央穷也代表弱干强枝，对于地方的掌控力和议价能力也会削弱

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并未随之下降，反而因“放权”、“让利”举措的实施而出现了急剧增加.从 1978 年至 1993 年，财政支出由 1122. 09 亿元一路增加至 4642. 20 亿元，15 年间增加了 3. 1 倍，年均增加 9. 93%。

任何一个体系都不能只进不出对伐，所以这个只能是权宜之计。“两个比重”的下降严重削弱了国家财政能力，不仅财政赤字逐年加大，债务规模日益膨胀，而且中央财政已经达到了难以担负宏观调控之责的空前水平，不利于推进改革。我们在前面就说过货币工具的使用代表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和政策导向，政府使用货币工具来对全社会的资源进行宏观的分配与再分配。改革开放后有大量的群体利益受损，这些都需要中央政府有足够的财力去补偿，否则改革就没办法推动，比如国企改革后的职工安置、裁军后的退伍军人转业等。像我国这样的超大规模的现代化国家，改革开放后地区差异进一步显著，如果没有中央财政大量去搞财政转移支付和各种补贴，那么东西的公共服务差异就会越来越大，乃至于中西部地方政府发不出工资，没办法维持政府职能。如果中央没钱，甚至要向地方借钱，那也就谈不上宏观调控的能力。

正如时任财政部部长的刘仲藜所言：当时的理论界对我讲，财政是国家行政能力、国家办事的能力，你没有财力普及义务教育、救灾等，那就是空话。

以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债务收入/(中央财政本级支出 + 中央财政债务支出)］而论，到 1993年我国已经达到 59. 63% 的国际罕见水平。这意味着当年中央财政本级支出中的一半以上，要依赖于举债或借款收入来解决。

搞到这个程度，地方政府再不妥协的话大家不如直接散伙，也别搞什么搭伙吃饭了

2.分税制改革：1994-1998

一方面，改革开放后的财政包干制度确实激发了地方搞活精力的积极性，但另一方面来“两个比重”的降低也带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放权让利”的改革不可持续，我国正酝酿着全新的财税体制。

随着 1992 年 10 月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3年 11 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于是，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税体制为着眼点，从 1994 年起，财税体制改革踏上了制度创新之路(项怀诚，1994)。

简单来说，94年的分税制改革将税收分成三类：中央税（如关税）、地方税（如营业税）、共享税（如增值税）。其中最重要的税种就是增值税，占全国税收收入的1/4，改革前增值税（产品税）是最大的地方税，改革之后变成了共享税，中央拿走75%，留给地方25%。改革由此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分设中央税务机构和地方税务机构，实行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初步建立了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基本框架。

此外，分税制改革还彻底取消向中央银行的透支或借款，财政上的赤字全部以举借国债方式弥补，从制度上斩断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必然联系。

分税制改革我现在理解的实质就是中央将财权进一步上收，也是90年代推行的根本性和最成功的改革之一。改革后中央占全国预算收入的比重从改革前的22%一跃变成55%，并长期稳定在这一水平；国家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也从改革前的11%逐渐增加到了20%以上。改革大大增强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为之后应付一系列重大冲击（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汶川地震等）奠定了基础，也保障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如国企改革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可以说，1994 年的财税体制改革，为我国初步搭建起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财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基本框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模式（为未来的房地产经济也埋下了因果）。1994 年分税制改革显著增强了中央政府的财力，但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并未做出调整导致事权财权失衡，财政收支问题凸显。分税制改革后，解决这一问题的手段一共有两种，一是财政转移支付，二就是未来轰轰烈烈的房地产经济，这个未来有机会讲。

这么大财权的上收，期间中央政府和地方的博弈也是腥风血雨的。 “只要中央做了决策，地方不就只有照办的份儿吗？”有这种观念很正常，一方面，经过分税制改革后多年的发展，今天的中央政府确实要比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更加强势；另一方面，公众所接触的信息和看到的现象，大都已经是博弈后的结果，而缺少社会阅历的学生容易把博弈结果错当成博弈过程。其实即使在今天，中央重大政策出台的背后，也要经过很多轮的征求意见、协商、修改，否则很难落地。成功的政策背后是成功的协商和妥协，而不是机械的命令与执行，所以理解利益冲突，理解协调和解决机制，是理解政策的基础。

所以，之前群里的神友发过一张很傻逼的图：

为什么这张图很弱智呢？因为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财权上交，地方要是财政真能做到自给才见鬼了

只能说上面的那张图是非常典型的断章取义和糊弄外行人，我极其厌恶这种行为。

3.税费改革与构建公共财政体制框架：1998-2003

分税制改革固然基本解决了“两个比重”降低的难题，极大的提高了我国进行宏观调控和应对危机的能力，但94年分税制改革的仍然只是当时纳入预算视野的政府收支，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政府收支小金库则并没有纳入改革的范畴。而且1994 年财税体制改革所着眼的，也主要是以税收制度为代表的财政收入一翼的制度变革。至于另一翼———财政支出的调整，虽有涉及，但并未作为重点同步进行。与此同时，既得利益的掣肘加之财政增收的动因，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改革的手脚，使得一些做法带有明显的过渡性或变通性色彩。

由此，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规范政府收支行为及其机制为主旨的“税费改革”以及财政支出管理制度的改革，先后进入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心地带并由此将改革带上了财税体制整体框架的重新构造之路———构建公共财政体制框架。

1998年3月，当时的共和国朱总理在主持国务院工作之后举行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直言不讳：““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费大于税。很多政府机关在国家规定以外征收各种费用，使老百姓不堪负担，民怨沸腾，对此必须整顿和改革。”以此为契机，中国开始了“税费改革”的大幕。

在全国性的税费改革正式启动之前，实际上各个地方政府也做过很多的有益探索，例如“费改税”，通过将五花八门的各种收费改为统一征税的办法来减轻企业和居民的负担（征收程序化标准化）。后来在实践中探索得出，地方政府收费的种种弊端并非出在收费本身，而是大量的项目既未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的审议，又基本不纳入预算，而是由各部门、各地区自立规章，作为自收自支的财源，或归入预算外收入，或进入制度外收入，直接装入各部门、各地区的“小金库”。

因而，它实质是一种非规范性的政府收入来源。“费改税”的目的，显然不是要将本来意义的政府收费统统改为征税，而是以此为途径，将非规范性的政府收入纳入规范化轨道。于是，“费改税”开始跳出“对应调整”的套路而同包括税收在内的整个政府收入盘子的安排挂起钩来。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费改税”一词为“税费改革”所取代，进而被赋予了规范政府收入行为及其机制的特殊意义。

在“税费改革”日渐深入并逐步取得成效的同时，财政支出一翼的改革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先后进入改革视野的有:财政支出结构由专注于生产建设领域逐步扩展至整个公共服务领域的优化调整;推行以规范预算编制和分类方法、全面反映政府收支状况为主要着眼点的“部门预算制度”;实行由财政(国库)部门集中收纳包括预算内外收入在内的所有政府性收入，且由国库单一账户集中支付政府部门所有财政性支出的“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推进将政府部门的各项直接支出逐步纳入向社会公开竞价购买轨道的“政府采购制度”。

所以，这一阶段的财税改革就是支出段和收入端同时标准规范，是更为深入的动刀子改革。

学术界乃至于决策层也发现，如此覆盖规模广大的改革，要涵盖所有财税体制改革事项的概念，似乎除了学术界所采用的“公共财政”之外别无他词可用。由此，在赋予公共财政中国特色意义的基础上，以 1998 年 12 月 15 日举行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为契机，决策层做出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决定:构建公共财政基本框架。

三、总结

必然要明确的是，社会科学常常渴望发现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和规律，但这种心态往往是幼稚的。不能低估经济的复杂性，也不要高估理论框架和科学工具的质量。经济学不存在什么八纮一宇四海皆准的学说，有的只有对症下药。

我始终坚信在这个世界可以同时存在多种并行不悖的理论体系与价值体系，这些上层建筑分别可以去解释各自对应的经济基础，我们每个人所看到的世界实际上都是真实的世界。朱门酒肉臭是真实的，路有冻死骨也是真实的；脱贫攻坚乡村复兴是真实的，贫富差距地方债务也是真实的；宏大叙事伟大复兴是真实的，小民尊严和时代之山也是真实的。

中国，乃至这个世界实际上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庞大得多，你方唱罢我登场姹紫嫣红的现实世界暗面是深不可测的庞然阴影，至少我自认为还没有开始躺平，放弃对于世界更优解的追求，那么自然要去不断的去探求测度这个世界运行的方法工具。

下一篇系列专题文章预计为：城投与地方债：从分税制改革到房地产经济的逻辑解读

参见

[1]OpenStax. (2022)宏观经济学/14.货币与银行业. LibreTexts GLOBAL.

[2]兰小欢. (2021)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 上海人民出版社.

[3]高培勇.中国财税改革40年:基本轨迹、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J].经济研究,2018,53(03):4-20.

[4]曾康华,徐薇.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历史起点、问题及设想——1994年以来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回顾与展望[J].财政监督,2024,(16):5-12.